心理學人

【與惡】劉昭國：｢我是被害這家屬......」，受害者們哀傷背後的真相

劉昭國：｢我是被害者家屬......，我相信解決傷害最好的方法事善後與預防，處死李曉明喚不回死去的天彥，但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」。 (先驅報劉昭國與人權律師王赦的對話) 

傷，很痛，但時間會帶著我們慢慢走過 

只要是傷，都會痛。菜刀不小心在手指上畫一道傷口，手指頭會流血，會痛。謠言刻意在辦公室裡播放一個八卦，內心裡會中傷，會痛。 

身體的痛很具體，心裡的痛更難受，但很少人會痛到死去，因為，痛的感覺是會隨著逐日撕下的日曆，變薄而消逝。 

當我們面臨像劉昭國與宋喬安夫妻的創傷事件，哀傷是必然的過程，心理學家Kubler-Ross把哀傷區分為否認、憤怒、討價還價、沮喪與接受事實等五個階段（The Five Stages of Grief）。每個階段的發生順序、持續時間是因人而異的，有時候某些人會停留在某個階段，有時候某些人會重複在某些特定階段循環，無論如何，上述的五項特質與表徵都反應了當事人面臨哀傷時，情緒、認知與行為相互碰撞、相互掙扎與相互妥協的過程。 

第一階段：否認 

「這怎麼可能？」「這不是真的，不會的，我不相信……。」

忽如其來的巨大創傷，會嚇跑情緒與認知正常的運作，當認知功能逐漸取代情緒的嘶吼之後，我們的認知系統一開始是無法面對與接受眼前的事實情況的，於是，「否認」就成了最垂手可得的心理防衛機制。

第二階段：憤怒 

累積在內心的負面能量會自己找一個出口，這時，對目標對象(加害人)的憤怒似乎是最有效的宣洩管道。而當一時間找不到外在的目標對象時，憤怒有時候也會轉進宣洩在自己身上。 

第三階段：討價還價 

宋喬安：「如果當初我不去外面喝咖啡、如果我可以接完電話就回戲院，也許我就可以保護天彥…...」。正是這個階段裡經常會出現的思維模式。

應思悅在確認思聰得到思覺失調症的時候，不是也有「如果得的是癌症，會不會好一點」的想法嗎？ 

李曉明的媽媽也曾對王赦無奈地表述：「如果當初多點時間陪伴曉明，他也許就不會做壞事了」。 

這個階段走的是認知層面，當事人通常會以認知上假設的思維或內在的談判，來面對與處理尚無法被自己接受的事實。 

第四階段：沮喪 

經歷了情緒的憤怒、認知的內在談判之後，累了，因為再多的憤怒也喚不回失去的小孩，再多的討價還價也討不回失去的親人。於是，沮喪緩和了前幾階段的身心耗竭，同時也為下個階段，接受事實或永遠沉淪做準備。 

然而，沮喪，會有變形。  

李大芝的沮喪持續了兩年，整天鎖在家裡，「失魂」地活著。 

宋喬安選擇以「更專注於工作」來逃避失落的情緒，對「酒精」的依賴就是沮喪的行為表象。  

李曉明的父親選擇「酗酒」，應思聰在發病前選擇「躲避人群」，就連正義律師王赦，面臨喪子之痛時，也一度選擇了「放棄自我的理想」，開始為黑道法律辯護。 

第五階段：接受事實  

宋喬安心理的兩種聲音，ㄧ是希望李曉明的家屬ㄧ輩子都走不出陰影，另一種聲音是你們家屬也是受害者……，雖然她無法說服自己去原諒李曉明與其家人，但是，她已經可以接受了天彥去逝的事實。 

劉昭國說「處死李曉明喚不回死去的天彥，但我還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」。雖然真象或許無法解釋為什麼死的是自己的小孩，但唯有接受，一家人才能共同面對。 

無敵樂觀的應思悅接受了家屬罹患思覺失調症的事實、接受了應思聰未按時服藥的驚險後果，也接受了在愛情路上退婚的選擇。當然，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應思悅那麼容易接受事實，我們也不期待每個人都有如此強大的正向特質，但能夠以較快的速度走過失落與悲傷的歷程，的確是件好事。 

真相，很扯，但真相會讓我們消除對未來的恐懼 

｢人之所以迷信，只是由於恐懼；人之所以恐懼，只是由於無知。」~ 德國作家，保爾·霍爾巴赫

丁美媚在過渡恐懼的情況下失去了小孩的事實真相，只是單純的對思覺失調症狀的無知與錯誤的恐懼預期。 

「一旦你有勇氣去看你的真相，所有的恐懼就都消失了，因為所有的恐懼都是為了自我，所有的恐懼都是因為自我。但是一旦你看見了內在的天空，那個恐懼就無法保持。」~印度靈性哲學家奧修 

當宋喬安走進天彥的房間，就開始了面對天彥只是李曉明濫殺事件的一個無辜犧牲者的真相；當她承認自我的內在失落與恐懼，心理就開始找出復原的路。 

當我們的社會可以用更高的視野、更多的角度看待「真相」，預防，才有機會成為可能。面對隨機殺人事件，個人的性格、家庭的影響、教育的態度、社會的眼光等等，都是值得被討論的議題。個人、家長、醫生，律師，心理師，社工師等等，都是需要被納入的專業角色。

有一天，當律師與醫師肩並著肩、加害人家屬與被害人家屬手牽著手，ㄧ起坐下來面對真相、討論真相，「預防」，才有可能。

(文：諮商心理師  吳學治)